在商场上决断果敢、说一不二的企业家们，回到家中也会像大多数父亲一样，卸下坚硬的盔甲，为儿女的教育倾注心血。
今天是父亲节，和你分享几位商界大佬“爸爸”的故事。他们虽各有一套育儿“方法论”，但都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什么是自己最宝贵的？又该如何把它传承给自己的孩子？
“股神”巴菲特最感激父亲的一点，是年少时父亲总是无条件支持巴菲特自己想做的事。“他没有把他的生活强加在我头上。”
而这一点，也成为了巴菲特教育孩子的信条：做你自己，追求你自己的人生道路（Forge your own path in life）。
作为巴菲特的小儿子，彼得·巴菲特（Peter Buffett）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，而是走上了一条与商业完全不同的艺术之路，成为了一名音乐家，甚至还拿到过艾美奖（Emmy Awards）最佳配乐奖。
在他眼中，巴菲特属于那种“抓大放小”型的父亲：不会给孩子们具体指令，但极度重视孩子价值观的养成。
“经济财富可能在拥有后再失去。但价值观是稳定的财富，这才是我们所能赢得的最重要回报。”
在一次采访中，彼得透露自己从小从家走路去上公立学校，到了25岁建立起了一定的财富观，才被告知家底有多厚。
他不仅和普通美国人一样贷款买房，甚至还为了自己的音乐会四处爱游戏全站app筹款，被大家戏称为“富爸爸的穷儿子”。
直到2008年，巴菲特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席了儿子的音乐会，其时彼得·巴菲特已经年过半百了。
在给儿子站台时，“股神”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是来看看给我儿子的钢琴课投资，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。”
巴菲特曾在1986年向《财富》杂志透露，他将把自己大部分财富都捐赠给巴菲特基金会，而不是留给他的孩子。
许多人都对此感到震惊，巴菲特却表示：“我的孩子们需要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摸爬滚打来找到自己的位置。他们需要通过他们的行为和成就来赢得尊重。”
亚马逊创始人、CEO贝佐斯是一个“朋友式”的父亲。他有四个孩子，其中还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养女。
比如，贝佐斯喜欢引用名人名言，尤其是丘吉尔的话，但是经常出错。他也任由孩子们批评：“这根本不是丘吉尔说的！”
在孩子们四岁的时候，贝佐斯就允许他们使用小刀，等他们长到八岁，孩子们就可以操作电动工具。
因为他认为，冒险可以教会孩子们如何应对失败，帮助孩子们学会衡量风险，让他们更加自信，不对人生设限。
贝佐斯也是秉持“尽量少干涉”的育儿理念，假如孩子不可避免地不幸伤到自己，这一刻恰好也是他们学习的机会。他很认同孩子理念：
贝佐斯还分享过，他认为为人父母最重要的一点：要让子女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，而不能为自己天赋异禀而沾沾自喜。
“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很容易为自己的天赋沾沾自喜——比如‘我很擅长运动’‘我很聪明’或‘我数学很棒’。你可以为具备某种天赋而感到高兴，但不能因此骄傲，让你引以为豪的应该是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”
“我很幸运，和孩子关系很好。这种工作与生活的和谐，是我一直试图教给亚马逊年轻员工和高管的理念，特别是刚来亚马逊工作的人，”贝佐斯表示。
“人们总是问我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，我的观点是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，因为你已经假定了这两者存在天然的矛盾。实际上，如果我在家里很开心，我就会充满活力地走进办公室；如果我在工作中感到快乐，我就会充满活力地回家。它实际上是一个循环，不是一个矛盾。”
微软40多年历史上仅有三位CEO，比尔∙盖茨、史蒂夫∙鲍尔默和萨提亚∙纳德拉。
和另两位的高起点不同，纳德拉出身于印度一个普通家庭，21岁到美国攻读硕士，1992年加入微软，在2014年临危受命成为CEO，带领微软度过“中年危机”，重回市值巅峰。
纳德拉在他的书《刷新》中强调，“技术革命的核心在于人和同理心。同理心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品质，现实世界越是被技术浪潮前所未有地颠覆，同理心越是难能可贵。”纳德拉非常强调同理心，认为失去人文关怀的技术一无是处。
或许很多人并不清楚，纳德拉是三个孩子的父亲——其中大儿子出生时即罹患脑瘫。
1996年，纳德拉刚刚加入微软4年，大儿子出生。由于宫内窒息，患有重度大脑性瘫痪。妻子也因此不能工作，得照顾孩子。
“由于儿子的状况，我每天都需要保持同样的热情，那种从我父母身上学到的对知识的热情和同理心。在家中如此，在工作中亦是如此。无论是在拉丁美洲、中东还是美国的某个城区，在和人们见面时，我都会去试着理解他们的思维、感受和想法。身为一位有同理心的父亲，加上探究事物核心和灵魂的渴望，使我成为一名更好的领导者。”
因为儿子扎因，纳德拉将同理心置于一切的中心——无论是对家人，还是对产品、对用户，抑或是对员工、客户和合作伙伴。
我认识到，只有经历过人生起伏，才能培养起同理心；要想不受苦受难，或者少受苦受难，就必须接纳无常。
纳德拉说，“如果你能够深刻地体会无常，那么你会获得更多的宁静，你不会因为人生中的起起落落而反应过于激烈。而只有到那时，你才能对周围的事物产生深深的同理心和慈悲心。”
我的父母为我营造了自由的成长环境，让我可以自主设定人生步调，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家长应该聚焦于孩子的茁壮成长需要什么。
尽管纳德拉工作再忙，回到家立刻就会切换到“父亲”的角色，而不再是微软CEO。他会陪孩子做功课，跟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公私分明。
纳德拉自称是全家的IT管理员，不仅会限制孩子们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，还会给孩子划定可以浏览的网站。作为父亲，纳德拉会看孩子们在电脑上看了什么、做了什么，当然孩子们也非常清楚自己用电脑的所作所为都要上报，一切娱乐活动（包括看多少部电影、玩什么样的游戏）都要向父母争取和谈判。
纳德拉和妻子非常感谢家里的小狗。这只狗对于纳德拉一家而言，不仅仅是一只宠物，更是为扎因提供重要情感支持的伙伴。“养宠物会带来一种不同的陪伴和责任感，有一个生命在等待你回家，这是一种特别的情感联结。”纳德拉相信，宠物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沟通。
在冯仑60岁的时候，他的女儿冯碧漪曾写了一篇文章《老爸六十》，记录下了自己对父亲复杂的情感变化：
叛逆期时，父亲的形象充满了撕裂，一面是那个被大众熟知的“企业家冯仑”，一面则是一个总不在家，并好像对此没有太多愧疚感的“爸爸”。
在经历一次次别扭、委屈、碰撞、争吵后，才一步步真正走近了父亲。“他不再只是个象征意义的父亲符号，也不再是充满光环的、社会化的「冯仑」。他变成了一个「人」，有血有肉，有自尊、有坚持、有骄傲的人。”
而现在的他们，不仅是父女，也是工作中的伙伴、搭档跟战友。当然，更重要的，父亲冯仑成为了女儿进入社会后最亲密的导师。
作为父亲，冯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给女儿提供一些关于人生和事业方面的指引，希望她在生活和事业方面都发展得更好，走得更远。
人一辈子，要生活的自在，不需要很多钱。要先算是非，保持正确的方向，不要介意得失小钱。
有时候，我们会困扰于在一个时间或者时空内，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。自己成了时间的奴隶。如果说你可以做到不算时间，你有大把的选择，你就会很自在，特别自由。
一旦你有了身份标签，你会自觉、不自觉地扮演着和这些身份标签相配合的角色。所以，要减少角色，最好是没有角色。
“平常心就是可高、可低，可苦、可乐，可易、可难，在什么情况下，都能够坦然接受而不生怨恨，不投以异样的目光。
有了平常心，就会有正常态，有了正常态，也会正常说话，不矫情，就可以和所有人很好地相处，也可以接收所有真实的信息，按照正常的人的行为方式去做事，从而使周围的环境、生态变得更良好，赢得更多人的支持，做事情也就更容易做得更好。”
作为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女儿，一直攻读计算机专业的柳爱游戏全站app青（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首二班同学、EMBA校友）却无法去父亲创办的公司实习或工作。
因为柳传志早早就给联想定下了“天条”：子女不能在联想任职，甚至实习也不行。
虽然没有受到父辈在职业上的蒙荫，但柳青从柳传志的教育中收获了源源不断的人生养分。
2002年，从哈佛大学硕士毕业的柳青通过了18个人的多轮面试，成为了高盛的一名投资银行分析员。基层分析员的工作十分辛苦，柳青曾一度难以坚持而向父亲诉苦，柳传志则告诫她：“既然是自己的选择，就一定要坚持下去。”
在父亲的鼓励下，柳青坚持了下来。入职6年，柳青晋升为高盛亚太区执行董事；入职12年，担任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。
“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，他培养了我的性格、意志和品质，让我受益终生，”柳青说。
在一次采访中，提到女儿柳青，柳传志开玩笑称“她本来也没多大能耐”。而柳青似乎不太服气，在微博上@柳传志，说“其实我觉得我还凑活”。
其实受到父亲柳传志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柳青骨子里也很要强，自然不希望只被看作“柳传志的女儿”。
2014年柳青加盟了滴滴出任首席运营官，第二年便升任滴滴总裁，迎来职业生涯的第二高峰。
柳青准备去滴滴时，母亲龚国兴明确反对，但柳传志没有阻拦。柳青当时经济能力充分，事业生活平衡。去滴滴，意味着放弃让许多人羡慕的生活，走上一条更崎岖的路。
柳传志问柳青：真的下定决心了吗？以后任何苦都不能叫苦，那是自己选的路。尤其是大环境变化，竞争激烈，可能随时遇到没有预见的困难，到时候你能不能承受？
柳传志曾建议年轻创业者：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。在柳青眼中，父亲的这句话并非“心有多大，就要跳到多大的舞台上”，而是“心有多大，我就要创造多大的舞台”。
2019年，75岁的柳传志正式退休。当下的舞台上，正闪耀着的是以柳青为代表的新生代力量。
正如柳传志曾经希望看到的一样——或许有一天自己已经退出江湖，而柳青越做越热闹，人们会说“看，那个打球的老头，是柳青的爸爸。”